第21章 我订婚她结婚（1/2）
黄艳玲身为一名当代青年，居然索要起了彩礼，当我那天听闻这个消息时，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，差点就要骂出来。后来经过一番打听才知道，原来这份彩礼单子竟是她母亲逼迫她写下的。
只见那张纸上，开头赫然写着“人民币一百元”。然而，我的母亲却表示，按照当地的习俗，这钱是万万不能直接写上去的，写上去的都应该是具体的物品才行。
接着看那彩礼单子，后面便开始罗列各种东西，什么布料、服装、家具、寝具等等，虽然这些东西加起来数量不算多，但总让人感觉心里有些不太舒服，有种别别扭扭的滋味儿。
那几天大哥总过来打听，黄艳玲的信有时候我不怕看，就扔在柜盖上，反正那时候她也没什么绵绵情话。她写的总是那些心里感受，题外话比较多。
大哥突然读出来“火花万丈”这个词，我连声说用词不当。这信我提前就看完了的，我营造的氛围不象是谈恋爱，倒象是才艺比拼了。
而在那段时间里，纪万林一直住在我家里，每天不辞辛劳地帮忙挑水、抱柴禾。他与玉珍两人的感情甚好，就只等结婚的大喜日子到来了。至于我嘛，只要有机会能够在单位住宿，就尽量不回家去住，免得看到一些烦心事儿。
说起玉珍的婚事，我们家倒是十分爽快，一张口就表明不要一分钱彩礼。这一举动让纪万林的继父感激涕零，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从那以后，他隔三岔五就会过来串串门，每次来了之后非得留下来吃顿饭再走。而且临走的时候，总会硬塞些钱给我们。尽管数额并不多，但毕竟也是人家的一片真心实意。
可谁曾想，这边刚刚收获了一份温暖人心的情谊，那边黄艳玲索要彩礼的事情就如同当头给我的一记闷棍，打得我眼冒金星，心情也随之一路看跌。
母亲对黄艳玲可谓是一见倾心呐！直夸这姑娘看着就聪慧过人、机敏伶俐，而且特别会来事，说起话来也是客客气气的，还很懂得体贴照顾人。
母亲满脸笑意，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，迫不及待地向我问道：“久泰啊，你到底满不满意呢？快跟妈妈说说你的想法。”
我心不在焉地随口应道：“妈，如果您觉得满意的话，那就这么定下来好了。反正只要您点头，若是打算把她接过来，我马上就给她写信通知一下。”
然而，母亲并没有轻易放过我，依旧不依不饶地追问道：“那怎么能行呢？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必须先得到你的同意才行啊。你想想看，咱家已经有她们姐妹四个人了，难道我还要再去认一个干女儿不成？”
听到母亲这番话，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：“那干脆就给她准备一些礼物和礼金吧，反正需要的也不算多。等将来哪一天我手头宽裕了，这些钱肯定会还给您的！”说完，我便若无其事地看着母亲。
母亲显然对我的回答不太满意，她皱起眉头，轻轻地啧了一声，责备地说道：“哎呀，当妈的啥时候朝你要这笔钱了？等不能动弹再说吧！”面对母亲的质问，我只能嘿嘿一笑，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回应。
我家自然是不能少了那个头茬礼啦。我依稀记得当时好像是父亲忙前忙后地操持着这事，那些礼品什么的也是我跟着父亲一起去精心挑选购买回来的。
说来也怪，当父亲一听说对方是黄家奇的闺女时，连半句多余的话都没有，立马就应允了下来。我估摸着就算父亲从来都没亲眼见过那姑娘本人，光凭这层关系恐怕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吧。不过至于正式过礼的时候，我倒是没啥必要亲自到场了，具体是不是由介绍人带着我父母前去的，时间久了我也有点记不太清楚咯。
就这样，在春节前夕，我按照家里人的意思将黄艳玲接到了家中。这次黄艳玲应我们全家人的要求，特意带了好几张她自己的照片过来。听她说这些照片都是当年在明林公社下乡插队的时候拍的呢。这不，大哥一眼就看中其中的一张，愣是爱不释手，一直好好地保存到现在。
有时黄艳玲系着一条蓝底碎花围裙，站在锅台前忙碌地准备一家人的饭菜。她熟练地切菜、炒菜，锅里不时传来“滋滋”的声响和诱人的香气。
有时那灶膛里，火焰熊熊燃烧着，那时她正站在灶坑前在细心地为母亲烧火。火光映照着她红扑扑的脸庞，更显娇俏可爱。
除了做饭时帮忙烧火外，黄艳玲还经常会坐在小板凳上，协助母亲纳鞋底。只见她手中拿着针线，一针一线地穿梭于厚厚的鞋底之间，动作轻盈而娴熟。偶尔，她抬起头与母亲相视一笑，师徒俩之间流淌着浓浓的温情。
然而，这还不是全部。更多的时候，黄艳玲喜欢陪着母亲闲聊家常。从邻里间的琐事到村里发生的趣事，她们无话不谈。每当这时，黄艳玲总是笑意盈盈地倾听着母亲说话，时不时插上几句俏皮话，逗得母亲开怀大笑。
不仅如此，对于年幼的弟弟妹妹们来说，黄艳玲更是如同温暖的阳光一般。闲暇之余，她总会把弟弟妹妹们召集在一起，然后绘声绘色地给他们讲起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。有时候是神话传说，有时候是民间寓言，每一个故事都仿佛带着魔力，让弟弟妹妹们听得如痴如醉。
就是这样一个温柔善良又多才多艺的女子，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邻居那里，都备受大家喜爱。渐渐地，她的人缘越来越好，人气也越来越高。
这时候纪万林为了让我有更多的空间，他就去他姐姐家里去吃住。大冷天我跟黄艳玲从来不出去谈什么，在家里也是几句客套话实在话，没有那种浪漫爱情。
“回来了？冷不冷啊？”
“吃好了吗？时间来得及，不要着急，穿好衣服。”
也难怪就这几句话，更多的话语都在书信中表达光了。我想春节后还得去她家探望，我真希望亲属有人替我跑一趟。
本来订婚是要相门户的，就是女方那边召集一些亲朋好友来男方家里聚餐，并在酒会上接受男方赠送的礼金和礼品。
我和黄艳玲之间就没有相门户，我也不知道跟她算不算是订婚，但是礼金礼物确实送了一部分，我想这不就是订金嘛。
那位在永久供销社呼喊我的熟人名叫黄倍起，乃是自强大队的大队干部。此人身材矮小，但精神头儿却是十足，仿佛永远充满着活力与激情。而且，他说起话来嗓音洪亮，声如洪钟，老远都能听见。
想当年，黄倍起曾在西街集念过好几年书呢，可谓是有些文化底蕴。自从农业合作化开始之后，他先是担任小队里的会计，工作兢兢业业、一丝不苟。而后因为表现出色，又被调到大队继续担任会计一职。由于一直从事会计工作，所以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劳动。
六十年代初那段艰难的挨饿时期，这里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。当时，黄倍起的哥哥黄倍丰每天早上都会前往常盛公社给学生们授课。
就在一天清晨，黄倍丰像往常一样走在路上时，突然看到路边站着一个陌生的姑娘正在讨要食物。
“大哥呀，我是从辽宁过来的，可怜可怜吧，我好几天没吃到东西了！”那姑娘说话的声音已经有气无力了
心生怜悯的他赶忙上前询问情况，这才得知原来这个姑娘的家乡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，导致粮食颗粒无收，人们只能四处流浪乞讨为生。
而这位姑娘则是跟自己的弟弟一同出来讨饭，只是两人为了提高成功率选择了分头行动。没想到，她竟然在这里遇上了善良的黄倍丰。
“我带着中午吃的干粮，三个玉米面大饼子，可是给你了我怎么办呢？”
“大哥你就给我一个吧，你吃两个饿着一点吧，不然我就饿死了！”
那时的黄倍丰早已成家立业，可当他看着眼前这个饥肠辘辘、面容憔悴的姑娘时，心中实在不忍。
这时，他果断地拿出自己中午的那份口粮，全部送给了姑娘，让她先填饱肚子。那姑娘赶紧抓过去，双手拿着往嘴里填……
“你想不想总有饭吃？如果想的话就跟我回家吧，我们家能吃饱饭！”
“怎么不想啊？如果大哥不嫌弃的话，我以后就伺候你，我什么都会干，还会干庄稼活呢！”
“那好，能干就好，不过我有人伺候了，你还是伺候我弟弟吧，他识字有文化，你肯定会同意的。”
“同意我同意，现在就说好了，你弟弟不同意我也不走了，就给你们家干活吧！”
这时候，那个姑娘已经把三个大饼子全都给干掉了。黄倍丰看着心里非常高兴。心想，这份彩礼可是出的太值个了！
“他会同意的，我就说了算！咱们这就走，你坐上我的车子，下午我再去上班。”
随后，黄倍丰便带着姑娘回到家中，并将其交到了弟弟黄倍起的手中。就这样，黄倍起因哥哥的善举意外收获了一位媳妇，从此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。
黄倍起那天出门急急忙忙地，来到永久供销社买东西，到地方发现竟然忘了带钱。没办法，他喊了两嗓子之后还得跟我商量，从我手中赊购了一些东西应急。不过这黄倍起还挺讲信用的，没过几天就把钱给我送来了，而且还顺道又挑选购买了一些其他物品。
当时店里正好没什么客人光顾，我见此情形，便决定亲自送他几步。我们一路走到院子里的时候，黄倍起突然压低声音对我说：“久泰呀，跟你说个事儿，就是前几天来过咱们这儿的那个姑娘，我之前见过她！她们家跟我哥哥家可是住得很近，就在隔壁住。而且，听说这姑娘以前还和别人谈过恋爱，只是不知道因为啥原因，最后两人没能成。”
说完这些之后，黄倍起小心翼翼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，然后继续说道：“还有更离谱的呢！我那个侄子啊，一直对这个姑娘爱慕有加。”
“有一天中午，那姑娘正在家里睡午觉，我那不成器的侄子居然偷偷摸摸地从窗户跳进了人家屋里。”
“一开始可能是想着去偷点东西吧，但后来也不知道咋回事，他俩就撕扯在一起了。”
“结果动静太大，把人家屋子里的被子垛都给弄倒了。最后我那侄子一看情况不妙，吓得撒腿就跑啦！”
听完黄倍起这番话，我一下子愣住了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才好，过了一会儿，我只能毫无表情地干笑两声。
而黄倍起见状，则跟着嘿嘿笑了两声，随后便转身离去了。然而，或许他根本不知道，其实那位姑娘这次来，是打算跟我处对象的。
在文化大革命时期，黄倍起则是出尽了洋相，大家赐予他一个独特的绰号——“小爬虫”。每当有人提起这个名字时，社员们都会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对于当年还是个孩子的我而言，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到这场运动当中，但却也算是一个亲身经历与见证者。那时大人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在我眼中往往只是一场场热闹非凡的表演。
在那段时间里，村里较为活跃的人物要数温世义和大队会计黄倍起等人了。温世义主要负责管理小队方面的事务；而黄会计他们呢，则组织并成立了所谓的自强大队文革小组。
这个小组可不得了，竟然一举夺取了大队书记以及大队长手中的权力，并对他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批判斗争，美其名曰“革命行动”。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，这就是典型的“停产闹革命”。
自强大队原来的书记叫邵禄，有一次他来我们一小队开会，讲了半宿解放东北的战事，其中提到了国民党上将卫立煌。他的口才挺好，再加上嗓门高亢，听的人们鸦雀无声。我对他的印象是很深刻的。觉得这个人“有两把刷子”。
但是时过境迁，一场针对邵禄的批斗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下拉开了帷幕，主持这场会议的人正是黄倍起。只见他昂首挺胸地走上讲台，目光锐利如鹰隼般扫视着台下的众人，然后清了清嗓子，开始发表讲话。
他慷慨激昂地历数着邵禄的种种“罪行”，每一句话都如同利剑一般刺向邵禄的心窝。当黄倍起念完那篇精心准备的批判稿后，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沉寂，紧接着便是群众们此起彼伏的发言声。
有的人大声呼喊着口号，声音震耳欲聋；有的人毫不留情地指责邵禄的过错，言辞犀利；更有甚者直接破口大骂，仿佛要将心中所有的愤怒和不满都宣泄出来。然而，面对这汹涌澎湃的声浪，邵禄却始终低垂着头，宛如一尊沉默的雕塑，一言不发。
而此时，大队长甄玉清则因为刚刚上任不久，且平日里为人处世十分低调，所以并没有成为群众关注的焦点。大家只是象征性地让他站在台下，充当一个陪衬的角色而已。
毕竟，在这动荡不安的政治风云中，局势变化之快常常令人瞠目结舌。正所谓“乱哄哄，你方唱罢我登场”，谁也无法预料明天将会如何。
黄倍起这伙人作鸟兽散后，邵禄终于反过来收拾他们了。在五队的西厢房，邵禄亲自上阵，他让黄倍起在地上爬来爬去，就像狗那个样子。
我们半大孩子趴在窗户上往里看，那窗户钉着木头板条，其间的缝隙很大。我看见每一次邵禄用手指戳向黄的肋巴时，黄都会惊恐地发出“妈呀”的叫声。那尖锐的声音仿佛能穿透人的耳膜，让人不禁心头一颤。
而每当听到这声惊叫，我的心脏也会不由自主地猛地咯噔一下。就这样，邵禄不停地戳着黄，而黄则一次次地发出令人揪心的呼喊。
等到邵禄终于觉得戳够了的时候，他才缓缓收手，然后慢悠悠地回到那张破旧的木凳子上坐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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